国际观察丨美国又一次站在国际社会对立面

第一次司法改革初创了本真意义上的司法，第二次司法则最终破坏了任何司法，第三次司法的任务是建设本真意义上的司法，可谓任重道远。

针对这一问题，我在2004年中共中央修宪小组专家座谈会上发言时提出，现在大家都承认有不少违宪的情况发生，大家也都认为宪法实施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宪法规定内容应该扩大多少，而是在于现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后，违宪的问题无法得到纠正。财新《中国改革》：黑社会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危害，因此涉案黑社会的民营企业家获刑乃至财产被没收似乎就有了某种合法合理性。

法院最后也认可了这种模式。但是，政府提出，有关拆迁的决定是政府统一规定的，对所有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这是抽象行政行为，不能告。当时，东北企业家戴晓忠在杭州因转让个人技术发明，被杭州市检察院批捕并提起公诉，罪名是科技投机倒把罪，个人财产也被没收。一些地方政府在案件尚未判决之前，就先期拍卖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但是，在中国，公权太强大了，私权相对弱小。

往往一个法院的判决执行不了，常常是因为担心执行会影响社会稳定。江平：总体上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宣告形成了。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刑事司法政策。

立法上的构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美好图景，而行动则是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具体路径。在我们国家，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意识提高，而各种犯罪高发，这就要求法律加强对犯罪的惩治力度，为人们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犯罪高发，各种高科技犯罪、毒品犯罪、无被害人案件等大量发生，侦查机关面临着巨大的破案压力。第三，强调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意味着实体公正并不是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

对于简易程序以及新法所构建的财产没收程序以及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则要按照法律的规定采取相应的审判组织形式。此次修法的重点集中于细化逮捕的条件，完善取保候审措施，重新定位监视居住措施，从而构建起了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构建刑事特别程序，对特殊群体予以特别的程序安排。在这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沦为了刑事诉讼的客体，成为了打击的对象。人们宁愿承受私权相侵的风险，也不愿意看到公权过度膨胀所带来的倾轧私权的后果。其二，赋予侦查机关新的侦查权能。

强制措施直接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适用状况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对审判机关而言，履行好审判职责，确保客观中立便是最大的善。但正是因为其在平衡公权与私权上的独特价值，也便成为了刑事法治的最高理想。以真为基础，就是要求公检法各机关担负起法律所赋予的各项基本职能。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也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同时，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事诉讼防卫社会的功能。

对于逮捕措施，一方面要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从源头上严格控制其适用，另一方面则要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没有羁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要及时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检察机关还要遵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违法侦查行为救济的有关规定，加强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最重要的是要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从而强化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此外，还要加强对死刑复核案件的监督，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以往我们将打击犯罪作为政法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疏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难以得到保障，更遑论其他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保障了。

就侦查机关而言，侦破犯罪始终是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对于审判机关而言，审判工作是其承担的基本职能，求真无疑是其承担的一项最为基本的使命。美的实质乃是一种平衡，是一种度的把握，即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作出一个恰当的比例界分。此次修法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赋予了辩护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的权利等，还构建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强调了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进一步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只是被打击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被追诉的客体，而是刑事诉讼法所保护的主体，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保障其各种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而展开的。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构建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要求严格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都给予了未成年人特殊的优待;针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确立了强制医疗程序，除了防卫社会的目的外，该程序更多体现的是对于该类特殊群体的人道关怀。正义的事业必须通过正义的方式来实现。

为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任何人不被强迫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以及被告人不承担有罪的举证责任原则。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都直接或者间接源自于这种观念的影响。

就惩治犯罪而言，此次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强化了其惩治犯罪的功能:其一，完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其五，强化对死刑的程序控制。

其次，强调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意味着安全价值不是无限度的，要受到人权价值的制约。就特别程序而言，检察机关应当按照法律的授权，给予未成年人以特殊的关怀，对强制医疗的决定进行监督，等等。实践已经证明，单纯的实体公正并不能满足民众的公正诉求，唯有建立在程序公正基础上的实体公正才是民众追求的目标。首先，强调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际上就是要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性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赋予侦查机关实施技术侦查的权能是提高侦查效能，有效打击犯罪的应对之举。以善为本质，就是要求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全面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要求，用承载着人类基本伦理的方式实现刑事诉讼活动的目标。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审判程序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化惩治犯罪的功能。而且，为了发挥看守所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拘留、逮捕后必须立即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以及设置讯问录音、录像制度，避免羁押场所外刑讯逼供的发生。

这种片面的认识造成了执法实践中侧重于打击轻于保护的后果，极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对此，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地履行好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落实庭审的精细化要求，对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要进行调查、辩论。

从整体上看，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是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执法者、司法者在实践中以此为目标，不断地探索、实践，努力寻求刑事诉讼的完美法治。其中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的案件设置了专门的财产没收程序，从而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惩处力度。当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已有时日，全国各机关、团体和民众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研究热情高涨，各系统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活动。

完善刑事审判程序，就是要通过公正的审判程序查明犯罪，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无罪的人不受刑罚处罚。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即使是犯了罪的被告人，也不能剥夺其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更何况有些人仅仅是有犯罪嫌疑。

这实际上对执法者、司法者的执法、司法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都表现出了少杀、慎杀的努力。

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经历了一番产前的阵痛，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不可否认，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在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市场，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刑事司法环境。